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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身化的图像政治学 - 王鹏杰谈杨涛的绘画

肉身化的图像政治学 - 谈杨涛的绘画

文 / 王鹏杰

2017-01-23 @ 不周山

 

此前的几百年间,绘画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在艺术世界中扮演关键性角色。近几十年来,绘画却越来越日常化、随意化,这里有艺术知识向全社会不断普及的推动之功,更是图像本体性被新科技击碎的结果。今日之信息与观念空前复杂迷离,一张静止的画面无法承载这无限混杂的意义。绘画不可能像以往那样能够对文化系统造成明显的干预,它的媒介功能实在太单一了。绘画“靠边站”,其实对真正喜欢画画的人来说倒不见得是坏事,绘画从伟大而沉重的文化使命中抽身出来,画家也卸下了不少了包袱,更专注于绘画本身的问题。一方面,绘画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作者手中仍有无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绘画绝对价值的崩溃带来了不同探索方向的平等,一种平民化、个体化、民主化的绘画趋势已然形成。绘画从现代主义后期就走下神坛,人人可用之,与博伊斯所说的“人人都是艺术家”颇有相合之处。博伊斯指的并不仅仅是艺术使用权的平等,更是在提醒人们通过艺术实践而获得自身的自觉和解放。这样的时代,很难再出现冠绝一时的绘画大师,却给了许多有才能、有表达欲望的异样个体更自由的空间。

 

杨涛是一个有饱满表达欲望的画家,对生活周遭不吐不快,画画不再具有什么神圣的光环,更像是图像化的随笔、日记,被用来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感。他的一段自述是最生动的说明:“对于画画,我的理解很简单:颜料涂到一个东西上面,就是绘画。什么样的种子结什么样的瓜,什么样的人画什么样的画。有一段时间我喜欢画香蕉,我就画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香蕉。后来又有一段时间我喜欢画大便,并且把这些大便画得像黄金一样。再后来又有一段时间,我画了几张有权力的人,他们拿着树枝,狠狠地打那些老百姓,把老百姓打得很惨。我总是想到什么,就把它画下来。”从中能够发现,他没有什么固定的题材,也似乎没啥禁忌,只要触动了神经就会去试着画一画。

 

他是一个有感觉的人。“有感觉”,是一个被高频引用的短语,用来描述绘画、艺术创作的良好状态,但从来难以被说清楚,使用起来常常是言不及物的。我这里说杨涛有感觉,指的是他画画有独特的灵性、别样的巧思、精确的表达。若从画面形式上看,杨涛的画算是风格甚为鲜明的一路,形象常常扭曲而饱含稚气,手法笨拙直率,总是用灰色调(他似乎有某种色彩上的偏执或惯性),这种灰色的基调使谐谑的画面顿时散发着某种潜在的压迫感。这种效果不漂亮,也不讨巧,既不可能被学院系统认同,也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当代艺术图像。这些画讲着不同的故事,来源于各异的情境,都在作者的感性之下被贯穿成一条感觉之链。这种感性具有互相关联的多种精神质感:压抑、诡异、神秘、恐怖;狡黠、幽默、单纯、乖张。能把这些质感整而化一,靠的是独特的绘画方式。从趣味上说,他的画倾向于“至拙而致巧”,乍看之下,观者可能会觉得画得很滞重、很“不正确”,若能抛开固有成见,其实能很轻易地发觉他钝涩的手感里到处是机灵的技巧,虽“野”而不“蛮”。画家非常自觉地简化琐碎的细节,不断将语言推向精确化,“甩干水分,只留干货”,笔触越来越少、形象越来越明了。他画面上“拙味”浓郁的笔与形,是在一种理性和克制的状态下被“挤压”出来的。与很多苦心孤诣的画家不同,杨涛很懂得按照感觉的逻辑去运动笔触,他使用一种泛表现主义式手法,把浓缩化了的形象嵌入感受性的轨道之中。

 

他时常一天就能画完一张,这天想到了什么有意思的念头就可以开始工作了,这既是记录,也是表达。在绘画过程中一些杂七杂八的想法似乎也逐渐明晰起来,这些不断清晰的故事似乎是画家整体世界观的切片,鲜明而犀利。从其绘画所涉及的主题看来,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关于政治体制和权力关系的象征和演绎、对某些文学意象的“改装”、对个人日常生活经验的狂想。杨涛不论画自己的经历,还是画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看法,都贯穿着敏感的政治学意识。这种政治学意识是个人性和批判性的,透露出对民主正义社会形态的渴望,有意将绘画美学反“精美”、“文雅”之道而行之,这也是为了用一种嬉皮的气息引导观者去品味画中隐含的种种伤痛与苦难。无论是图像本身、还是绘画语言,他的画都凛然地呈现出对既有权力关系和权威法统的不恭敬,甚至有时直接就是蔑视。他在彰显自己的态度和看法时,总是以尽可能的真实状态来对待,当然这种真实不是现象意义上的,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这是一种以生命感为根基的政治学立场,虽处处有理性的眼光,但同时也极富肉身性和直觉性。这些画中常出现一些带有明显政治隐喻性的内容:被变形了的政治名人、军官、警察、炸弹、中山装、西装等形象,或关涉意识形态的来由和现状,或描画着行政机器的表征和嘴脸;孤独者、心脏、先知、裸体等形象以及滑稽、猥琐的人物动作,体现着画家对人之处境的复杂感受,是他表现世间各种精神症候的载体,其中也隐约反映出他对某种诗性的追求,这种追求可能与他对宏观现实的失望、抗拒有关。

 

最具有批判性和揭露性的图像,要属那些描绘“批斗会”、“纠斗地主”等各种暴力、迫害行为的画面。当今40岁以上的中国人,大概对新中国以来频繁跌宕的政治运动还记忆犹新,人性恶化的各种面目、权力变异的疯狂力量、乌托邦的轰然倒塌,对于一个稍有事故感的中国人来说仍历历在目,这些是心中抹不去的烙印。杨涛在后社会主义的语境中继承这些遗产,并不是把这些烙印当作单纯的符号来看待,而是希望通过戏谑的方式重撰一段中国人的“心灵史”,虽然是松散而独白式的。一方面他警惕自己对所处环境的麻木,另一方面也回避将具体问题宏大化的“不及物”劣习,相比于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话语,倒是“自我认知”更为可靠,他就是用私人视角去展现对历史上(或正在发生的)各类权力神话的厌恶与怀疑。或许是为了克服表述的浅薄与粗鄙,同时也为了“一语多关”,杨涛会把形象安排在多层叙事空间的交汇点上,使这种政治学图像“话中有话”,避免了“看图说话”的低级失误,在笔法和造型上也丝毫没有陷入概念化的陷阱,绘画的冲击力与完善性具足完满,绘画直观纯粹的媒介特点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画面中对历史、现实的反抗与诘问也变得非常亲切可感,因而一幅看似直白的“怪画”能够激起观者非常多样的认知。

 

杨涛的画是充满政治学自觉性的图像(当然不仅仅是图像),画作强烈体现着个体目光的觉醒 ,这些画虽然涉及权力体制、文化冲突、人性之恶等凝重话题,但总是洋溢着一种荒诞中的快活与散淡 ,甚至有“逸品”的气韵,松弛而有趣的画面让人百感交集。这些日记体“浮世绘”,提供了一系列重新认识当代中国的别样注脚,且能够在智力和审美两方面带给人们另类的快感。这样的绘画实践,是艺术真正开始走向民主化、个体化状态的一个明证,像杨涛这样直面自己灵魂与经验的创作者,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想到此处,不免对艺术以及艺术以外的世界多了一些憧憬和期待。

 

2016.06.27